受贿罪两个要件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以及收受他人财物。中间那层因果最难辩——为他人谋利只要有承诺即可，不要求实际办成；感情投资和权钱交易的分界在有无具体请托事项。事没办成、钱已退还，仍可能构成既遂。退赃的时点影响量刑，不影响定性。
受贿案里，钱往往是真的，收也确实是收了。
真正能辩的，是钱和权之间那根线——这笔钱，到底是不是因为那个职务行为。
这根线一旦断不了，案子基本就定了。断得开，性质可能从受贿变成违纪，从十年变成没有。
两个要件，缺一个都不成立
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取他人财物的，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，是受贿罪。
拆开看，是两个动作加一个连接：
利用职务上的便利。 这是前提。没有职务，就没有受贿。这一点和贪污罪一样，指的是主管、管理、经手公共事务的职权，不是单纯的工作身份。
收受或者索取财物。 这是行为。索贿不要求为他人谋利，主动伸手要的，直接构罪，而且从重。
为他人谋取利益。 这是收受型受贿的必备要件。索贿型的，不需要这一条。
实务中的争议，八成集中在第三个要件上。
「为他人谋取利益」，承诺就够了
很多人以为要真的把事办成才算。不是。
2016 年那份贪污贿赂司法解释第十三条写得很清楚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认定为「为他人谋取利益」——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；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；履职时未被请托，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。
三种情形，门槛一层比一层低：
实际办了，当然算。只是答应了、还没办，也算。甚至没明确答应，但知道对方有事求你、你还是收了钱，也算。
第三种是最要命的。「明知有具体请托事项」，这个「明知」怎么证明？靠的往往是行贿人的陈述、双方的往来记录、请托事项与职务范围的对应关系。
辩护的空间就在这里：请托事项是不是「具体」？如果对方只是泛泛地说「以后多关照」，没有具体的事，可能不构成。这是实务中「感情投资」辩护的落点。
还有一种：钱是先收的，事是后办的，中间隔了很久。这种情况下要看收钱时有没有具体的请托、事后办的事和当初的钱有没有对应。
感情投资和权钱交易，分界在哪
这是受贿案里最常见的一句辩解：我们是多少年的朋友，这是人情往来。
2016 年解释没有直接给标准，但实务中形成了几个判断维度：
有没有具体请托。 给了钱，说了事，就是受贿。给了钱，什么也没说，可能是礼金。
金额和往来是否对等。 你送我两万，我回你一万八，这是往来。你单方面送我二十万，我只在过年时送过两瓶酒，这不对等。
双方有没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。 如果给钱的人正好在你的管辖范围内、正在办你审批的事，这个「人情」的性质就变了。
给钱的时机。 逢年过节给一点，和项目审批前一周给一大笔，含义完全不同。
有没有请托的基础。 你们之间有没有可以请托的事项、你有没有能力办成。
这类辩解听多了会发现，把「人情往来」和「权钱交易」混在一起讲，往往是当事人自己也说不清。这两件事在证据上的区别其实很清楚：看有没有具体的事、看钱和事在时间上对不对得上。
受贿案最费时间的不是定性，是把每一笔钱和对应的事项做成一张对照表。一半的精力都花在这张表上——哪一笔有时间、有事由、有职务关联，哪一笔只有转账记录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
干股、合作投资、挂名领薪
这三种形态，是受贿罪里最容易被「包装」的。
干股。 没有实际出资，拿到了股份。这种情况下，受贿数额按股份的实际价值计算，不是按分红算。
如果已经分了红，分红也算受贿数额——因为分红是股份带来的收益，本质还是那笔股份。
有一种例外：请托人代为出资，但登记在受贿人名下。这仍然算受贿，数额是代付的出资额。
合作投资。 名义上一起做生意，实际没出钱或者只出了一点。
分两种情况：没有实际出资的，按获取的利润全额认定受贿；实际出资的，利润中超出出资应得比例的部分，认定为受贿。
判断「应得比例」，看的是出资额、参与经营的程度、承担风险的比例。一个只出十万、不参与经营、不担风险的人，分了三百万，超出部分显然不正常。
挂名领薪。 不上班、不干活，每月领工资。全额认定为受贿，不扣什么「名义工资」。
还有一种变体：安排亲属到请托人的公司上班，不上班照领薪。这也算，而且受贿人是国家工作人员本人。
低价买房、高价卖物，差价怎么算
这类交易型受贿，数额认定有明确规则。
2007 年专门针对受贿案件的那份意见规定：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、汽车等物品的，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、汽车等物品的，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。
三个要点：
「明显」低于或高于市场价。 不是便宜一点就算。实务中一般参照当地同期市场价，差额达到一定比例才认定。这个比例没有统一标准，各地掌握不同。
按交易时的价格算。 不是案发时的价格。房价涨了跌了，都按交易那天算。
市场价的确定。 这是辩护的常见落点。控方用评估价，辩方可以提出同期同地段的实际成交价、挂牌价、备案价，争取更低的差额。
还有一种：以次充好、以假充真。比如用一幅赝品换一套房，这种按实际价值差额算。
事没办成、钱退了，还算不算
这两个问题，家属问得最多。
事没办成。 不影响构罪。前面说过，承诺就够，不要求结果。收了钱答应办事，最后没办成，仍然构成受贿既遂。
唯一可能影响的是量刑。事没办成、没造成实际后果，在量刑时会作为情节考虑。
钱退了。 分两种情况，差别很大。
2007 年那份意见第九条写得很清楚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，不是受贿。
关键是「及时」。判断标准是主观上有退还的意愿、客观上有退还的行为。如果当时就想退、但因为请托人失联、出差在外等原因一时退不掉，后来退成了，也算及时。
但如果是因为自身或者关联的人、事被查处，为了掩饰才退的，不影响受贿的认定。这种「退」只是退赃，不是不构成犯罪。
实务中这个区分非常实用。当事人收钱后没多久就退回去了，且退的时候还没有任何人被查，这就是有力的辩点；如果是听说有人被带走才退的，这个辩点就没了。
时间点、退的动机、退的方式，三个细节决定了这一笔算不算。
斡旋受贿，多绕的那一道
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斡旋受贿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，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，以受贿论处。
和普通受贿比，多了三个特点：
利用的是「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」，不是直接职务。 比如上级对下级的影响力、平级之间的工作关系。
必须通过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」的职务行为。 如果通过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，不构成斡旋受贿。
必须谋取「不正当利益」。 这一点和普通受贿不同——普通受贿谋取正当利益也构成，斡旋受贿要求不正当利益。
这三个特点，都是辩护的落点。特别是第三个：如果请托的事本来就应该办、符合规定，那就不构成斡旋受贿。
还有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，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、关系密切的人，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。这个罪的主体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本人，量刑也不同。
和贪污、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，怎么分
和贪污罪的分界：钱从哪来。 贪污是拿自己管的公款公物，受贿是拿别人的钱。实务中有交叉：收了钱以后用假发票在单位报销冲抵，这时候既有受贿又有贪污。
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分界：主体身份。 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（非国家工作人员）收钱办事，是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最高刑比受贿罪低得多。
这个区分的价值极大。同样收三百万，受贿罪可能判十年以上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可能判五年左右。所以主体身份的争辩，往往是这类案子的第一战场。
判断标准和贪污罪一样，看两件事：是不是国家工作人员，是不是受委派从事公务。这一层没弄清就往下辩，方向容易跑偏，身份没钉死之前，别的都先放一放。任职文件、任免审批表、单位性质证明，这三样是广东豪航律师事务所每案必调的第一批材料。
数额档次，和退赃的时点
受贿罪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，数额档次和贪污罪一致：
三万以上不满二十万，三年以下。二十万以上不满三百万，三年以上十年以下。三百万以上，十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。
从宽条款也照搬：起诉前如实交代、真心悔罪、把钱退了、把损失压住的，量刑上有往下走的空间。
退赃的时点极其重要。监察委调查阶段退、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退、法院审判阶段退，效果依次递减。广东豪航律师事务所排退赃方案，会先算清楚哪一笔能退、退给谁、退了能换回多少量刑空间。
黄钲顺律师常说，受贿案的辩护不是否认收钱，是拆开「钱」和「权」之间的那根线——线断得开，性质就变了；断不开，就把该退的退早、该认的认清楚，量刑上还有空间。